腊月二十八，北风刮得脸生疼。 门铃响了三遍，我才去开门。 门缝里挤进来一股冷气，陈世勇站在门外，手里提着两箱东西，脸冻得发青。 五年没见，他瘦了一圈，头发也稀了，那件旧呢子大衣的领子磨得起了毛。 他看见我，嘴唇动了动，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的：“思琪……我回来看看闺女。” 我这才注意到他右手拎着的红色塑料袋里，露出一小兜绿豆糕。从前他天天去工地干活，回家路上总给我带一包当夜宵。 我盯着那袋绿豆糕看了好几秒，又抬眼看了看他，说了句“你等一下”，转身回屋，轻轻把门带上了。 他提起手来敲了两下，我在门里站了很久，直到他的脚步声一步比一步慢地下了楼梯。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攥着的东西，一张我和他的结婚证照片，早被我用剪刀裁成了两半。缝纫机旁边放着一件缝了一半的灰灰的棉袄。 窗外的天彻底暗了下来，父亲下班回来，看见我站在门口，什么也没问，只把手里拎着的半袋土豆搁在灶台上，蹲下去生炉子。 炉膛里窜起橘黄色的火苗，他咳嗽了两声，说：“外头冷，把门关上吧。” 我应了一声，门关上了。屋里暖意慢慢升上来，缝纫机嗒嗒地响，针脚走得很直。 01 五年前那个冬天，比今年冷多了。 那年腊月，我带着三岁的灰灰和一只破了一只轮子的行李箱，从陈世勇家搬出来，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回娘家。 一路上灰灰晕车吐了三回，我一边给她擦嘴一边看着窗外光秃秃的田埂，心里也是空的。 父亲提前把里屋收拾出来了。 我进门的时候看见床上铺着一床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床单，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搪瓷缸，缸子里插着几支从路边掐回来的野菊花。 那是母亲还在的时候的习惯。 母亲走那年，我二十一岁，刚跟陈世勇认识不久。 她没能看见我穿上嫁衣，也没能看见我跟陈世勇过成什么样，如今想来倒也算福气。 那晚灰灰发起了烧，小脸烧得通红，嘴唇干得起了皮。 我慌了，翻遍行李箱也没找到退烧药。 父亲披上棉袄，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，顶着北风去镇上敲开药铺的门。 回来的时候，他眉毛上结了一层白霜，从怀里掏出一板退烧药，手抖抖地撕开锡纸。 “快给孩子灌下去。”他说完，又蹲到炉子边上去扇火熬姜汤。 炉膛里的火光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，我忽然发现他老了不少。 母亲走的那年他头发还乌青，如今鬓角已经白了一片。 灰灰吃了药，出了一身汗，烧慢慢退了。 她睡熟后，小胸脯一起一伏的，呼吸渐渐平稳。 我坐在床沿上，盯着她的小脸，心口堵得厉害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，又不敢哭出声来。 父亲端着一碗姜汤进来，搁在桌上。他坐在我对面，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：“日子还长，先把孩子带好。” 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晚上他听见我在里屋哭，蹲在外屋门槛上抽了一地的烟头。 第二天一早，他找来几块木板，把窗户重新钉了一遍，又把门轴上了油，说这样开关门方便些，吵不着孩子睡觉。 我在娘家住下后，开始琢磨挣钱的事。 嫁给陈世勇的头两年，我在镇上一家服装厂流水线上踩缝纫机，手上活儿还算利索。 婚后他嫌那点工资丢人，不让我去上了，让我在家好好待着，一年到头给他洗衣做饭。 后来有了灰灰，婆婆陈翠芬嫌我不会生儿子，整日里骂骂咧咧的，我的日子更加难熬。 那几年我连买一包卫生巾都得跟陈世勇伸手要钱，他心情好了丢给我五十，心情不好就装没听见。 有一回我实在没辙，翻了他外套兜里的零钱去买菜，他发现了，当着灰灰的面摔了一只碗：“你偷我钱？”灰灰吓得哇哇大哭。 我没解释，蹲下来一片一片把碗碴子捡干净，把灰灰抱到里屋去了。 那年冬天，我开始趁着灰灰睡着之后，偷偷接一些改衣裳的活儿。 邻村的人知道我会踩缝纫机，偶尔送来几条裤子让我改裤脚、换拉链。 一条裤子收两块钱，攒上一个月能有个七八十块。 我拿这些钱给灰灰买奶粉、买棉鞋。 陈世勇从不问钱是哪来的，就是偶尔翻到床头柜夹层里那几张皱巴巴的票子，哼一声，也懒得管。 灰灰一天天长起来，会喊爸爸了。她爸爸回家的时间却越来越晚。后来他干脆隔三差五不回来，打了电话去，不是“加班”就是“陪领导吃饭”。 直到那年秋天，我在给他洗衣服的时候，从夹克内袋里翻出几张单人照。 烫着卷发的女人，站在商场门口，笑得眉眼弯弯。 照片背后写着日期，是三个月前的。 我把照片放回原处，照样把衣服晾好叠平。那两天我脑子里翻来覆去的，像烧开的水一样咕嘟咕嘟冒泡，到了第三天，还是没忍住问了他。 他看着电视，头都没回：“同事的妹妹，上回单位聚餐顺道拍的，你瞎想什么呢。” 我说：“那你兜里揣三个月她照片做什么？” 他一把把遥控器拍在茶几上，站起来瞪着我：“你查我？” 灰灰被这动静吓得从里屋跑出来，抱着我的腿哇哇哭。 陈世勇没哄她，甩手出了门，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回来，带着一身酒气。 那晚灰灰发高烧到三十九度八，我一个人抱着她跑了两家医院。 我打了十几个电话，他一个也没接。 天亮的时候，他回来推开家门，我正坐在床边给灰灰额头上敷毛巾。他揉着太阳穴嘟囔：“一晚上没睡好，同事灌酒太凶了。” 我抬起头来看着他，声音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