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儒敏教授多年前就说过，高校得了五种“重病”——市场化、项目化生存、平面化、官场化、多动症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很多人觉得危言耸听。十几年过去，回头再看，不是他说得太重，是说得太轻了。 图片 2026年的夏天，中国高校像是被人撕开了一道口子，脓血往外涌，挡都挡不住。 先是同济大学。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，头顶长江学者、国家杰青两顶帽子，团队在《自然》正刊发了一篇论文。数据被人扒出来一看，一整列数字末尾全是5，两列数据之间精准相差0.3。实验里196只小鼠，只有一只体重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，其余全部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——但凡在实验室里给小鼠称过重的人都知道，小鼠在秤上动来动去，能称准小数点后一位就不错了。 这种造假手法，低劣得令人发笑。同行评议没看出来，学校审查没看出来，最后是一个退学博士生做科普视频给扒出来的。 紧接着，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被举报。中山大学两个杰青——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铁邦、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被举报。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佳灿被举报。四所高校，五个杰青，Nature正刊子刊全覆盖。耿同学在视频里说了一句话：“杰青造假的素材我手里还有，而且不止一个。” 杰青是什么？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，是科研的中流砥柱，是拿着国家大量科研经费的人。这些人造假，相当于建筑队的总工在混凝土里掺沙子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随后通报了31个科研不端案件。追回项目资助，通报批评，该处理的处理。不过这31个只是被逮住的。水下面还有多少，没人知道。 如果说杰青造假还只是学术圈内部的事，成都大学那件事就彻底把遮羞布扯下来了。 图片 音乐与舞蹈学院党委书记曾勤，2022年出了本书叫《高校音乐教学探究》，15万字，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记者拿来一比对，书中多处内容跟别人已经出版的著作和论文高度重合，连出处都不标。同年发的两篇英文论文，引文和参考文献根本对不上。 一个学院的党委书记，管着党建和思政工作的人，自己先抄了15万字。学校倒是发了通报，说“坚持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”。这话听着耳熟，每次出事都这么说，说完该抄继续抄，该造继续造。 然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，是武汉大学那86页PDF。 两个女孩，一个20岁，一个15岁，把自己亲爹和爹的女学生的事，整理成86页材料，扔到了网上。从2016年到2026年，十年时间线。聊天记录、经费凭证、工作行程、车票信息、打款记录。还有两份内容重合度极高的学术论文。 故事不复杂。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付某，十年前的博导。女学生曾某从博士生一路被他提携，破格晋升教授。家庭破裂，原配忍了多年，最后是两个女儿替母亲出了手。 举报信里列的事：权色交易、侵占学生科研成果、套取科研经费、干预博士招生、培植亲信。每一条单独拎出来都够喝一壶的，加在一起就是一座小型腐败产业链。付某后来去了安徽大学当副校长，曾某留在武大当教授。一个靠师生关系上位的女教授，一个靠权力给情人铺路的男副校长，十年间相安无事。 如果不是两个女儿豁出去，这出戏还能唱下去。 有人会说，这些都是个案，不能代表整个高校。说这话的人，要么是真不知道，要么是假装不知道。 温儒敏当年说的“项目化生存”，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。年轻老师不申请项目不行，现有学术管理体制有量化要求。项目都有钱，有些人就是奔着钱去的。学术会议、成果鉴定、资格审查、项目审批，普遍玩手段走过场，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。 顶刊论文是申请“帽子”和待遇的业绩，也是高校学科评估和各类排名的重要参考。当鼓励产出成了硬任务，质量把关却靠软约束，学术诚信的防线便形同虚设。“大咖”们太忙了，忙着开会、忙着应酬、忙着跑项目，甚至连手下做的是什么都不一定清楚。挂名成了风气，摘取团队成员的科研成果成了常规操作。 这不是某几个人的道德败坏，这是整条产业链在运转。 再说“官场化”。一个学院的党委书记可以堂而皇之地抄15万字。一个副校长可以用十年时间把女学生从博士生一路推到教授。一个院长可以在《自然》上发数据编得像小学生作业一样的论文。他们哪来的胆子？ 因为没人管，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——不想管。高校没有主动查处学术不端的动力。查出一个，坏了一锅粥，排名掉几位，经费少几千万，谁担得起这个责任？所以能捂就捂，能压就压。实在捂不住了，发个通报，免个职，降个级，过段时间风头过去，该干嘛干嘛。 有篇文章说得好：“高等教育不是正在崩塌，而是早已崩塌”——如今看来，不只是崩塌，是整片土壤都已经烂掉了。 土壤烂了，种什么都是歪的。你在上面建多高的楼，底下都是空的。 图片 86页PDF里写的那点事——导师跟学生搞不正当关系、用权力给情人铺路、侵占学生成果——看着像极端案例，可你往身边扫一圈，类似的剧本一点都不陌生。一个退学博士生能连续揪出五个杰青造假。一对姐妹能攒出86页举报材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