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断子绝孙”，在老一辈人那里是骂到祖坟上的狠话，能让一家人在村口抬不起头。现在把这四个字说给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听，大多只换来一个耸肩。 有档聊婚恋和职场的播客里，两位刚工作没几年的姑娘把话说得很透。在父母眼里，结婚生子是必答题；在她们眼里，这是选做题。 碰上对的人就结，碰不上，日子照样过。工作关系到能不能活下去，婚姻关系到活得怎么样，前一样没得选，后一样可以挑。 听着挺潇洒，可背后的数据一点也不轻松。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792万，出生率5.63‰；死亡人口1131万，年末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39万。 人口已经连续第四年减少，出生率也跌到195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。把原因全推给年轻人“自私”，未免太省事。 同一期节目里，一位做房地产的中年嘉宾讲了另一面。他是独生子女，七十多岁的父母一身病要照顾，两个孩子要培养，自己还得挣钱养家，遇到大事身边连个搭把手的兄弟姐妹都没有。 他最大的感慨是：有家人真好。年轻人不是不懂陪伴有多可贵，他们怕的是婚姻过成“一加一小于二”。门槛一降，愿意走进婚姻的人就多了。 2024年结婚登记610.6万对，是有数据以来的最低点；2025年5月10日起新修订的《婚姻登记条例》实施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，当年全国结婚登记676.3万对，增长10.76%。生孩子这笔账更难算。 有机构测算，一个孩子养到17岁平均要花约53.8万元。国家也在出手，2025年7月起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，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；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，较上年增长10.6%。 邻国韩国2024年6月宣布“国家进入人口紧急状态”，2025年新生儿25.45万人，比前一年增加1.61万人，总和生育率为0.80。可见生育意愿并没有消失，只是还没找到一个“值得”的理由。 11月4日，民政部公布2026年3季度民政统计数据：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464.8万对，同比减少50.4万对，降幅9.78%；离婚登记同比增加0.5万对。分季度看，降幅从一季度的6.2%扩大到三季度的14.9%。 2025年的回升，有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农历“双春年”等因素叠加。支持政策仍在加力，截至7月，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。 这笔账为什么总也算不平？经济学家刘倩给出的答案，落在一个常被忽略的视角上：性别。 刘倩博士毕业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，长期研究劳动经济学、性别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。她在经济学人集团工作了16年，其中8年担任大中华区总裁，2024年离职后创办东西均咨询公司，并出版了《性别经济学》。 几个身份里，她最看重的是“性别经济学家”。她认为，性别平等会是本世纪全世界、尤其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议题。 “断子绝孙”这件事，她自己就碰上过。她1981年生在山东，赶上了最早一批独生子女政策。 按当地的传统观念，家里只有一个女孩，就等于刘家的家谱“断”了。家里从没有这种歧视，可社会上的压力一直在，直到现在过年回家和朋友吃饭，还有人半开玩笑地提起。 幸运的是，家里非常看重她的教育。她因此一直相信教育的分量，后来也选了劳动经济学。 在她看来，劳动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，可国内做的人很少，大家半开玩笑说，大概是“劳动”这个词听着有点土。其实labor不只是劳动，也是劳动力，说到底就是人。 《国富论》第一章的第一句话讲的就是它。谈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，人们常说外资、地大物博、技术，很少提到人；就算提到人口红利，也多归因于人多、劳动力便宜。 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·赫克曼教授认为，中国40多年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，是改革开放之前就已有了大量中等技能劳动力。只讲“量”、不讲“质”，并不全面。 性别经济学还很新，也就二十来年的历史，大体有两个方向：一是用经济学研究和女性有关的议题，二是带着性别视角重新研究经济学本身。第一个方向的经典例子，出自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·戈尔丁。 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交响乐团改革面试办法，在应聘者和评委之间拉一道帘子，评委只能凭演奏打分。研究发现，改成这种面试后，女性被录取的概率明显提高。 这就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。第二个方向的例子更扎心。 全球最畅销的两本经济学教材，萨缪尔森的《经济学》和曼昆的《经济学原理》，上千页里讲性别问题的篇幅不到半页；曼昆的书里，男女不平等甚至排在体育领域之后。生育成本的账，正好暴露了性别视角的缺席。 2022年发布的一份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》估算，全国家庭把孩子从0岁养到17岁平均要花48.5万元。结论是生孩子太贵，建议政府加大补贴。 刘倩看完心情很复杂：报告有意义，却是典型的缺少性别视角的研究。她和北京大学的赵耀辉、张晓波合写了《性别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议》，引入前沿概念“母职惩罚”，因为生育的代价大多落在母亲身上。 奶粉钱是直接成本；为了孩子放弃的工作和收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