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的重庆，歌乐山脚下总有人拎着花往上走。而渣滓洞、白公馆这几间牢房，每年都有人去坐一坐。1949年11月27日，国民党特务跑路之前，把关在这一带的三百多号人集体解决了。算到今年，整整七十七年。 站在那些阴冷的牢房门口，很多人脑子里会蹦出一句话：戴笠一死，中共的胜利能提前十年！那么当年的戴笠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 说白了，国民党后来搞特务那一套，根子还得是1927年4月12日那场清党。当时蒋介石的判断很朴素：队伍里混进来的人太多，得狠下心清理。到了1928年，他重新上台管事，把军事委员会抓在手里。 陈果夫给他出了个点子，他听着觉得靠谱，就在中央组织部下面张罗出一个调查科，这个摊子交给陈立夫领头。 这是国民党头一个正经的特务班子，中统就是从这个科长出来的。挂牌第一天，眼睛就对准了共产党人。 军队里的、黄埔的、党内的，从摸名单到抓人、下黑手，这个科基本全程在场。说白了，它生下来就是干政治盯梢这活的。 戴笠走的是另一条道，他黄埔六期没念完，在力行社底下管特务处，专攻情报和暗杀。1932年复兴社成立，这块归他。1934年又跟南昌行营调查课并到一块儿，成了军事委员会特务处。 1937年4月，国民党才下决心把两路人马捏到一处，一路原先查党务，一路在军委系统里干特务勾当，合拢之后挂的招牌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。 到1938年8月，军统和中统这俩才算彻底掰开，各立各的门户，不再搅和在一个锅里。 整个三十年代，这套班子的日常就是盯人、绑人、抓人、杀人。目标不光是对立面，连自己人里不听话的照杀不误。 1933年，杨杏佛一直呼吁别再打内战了，大家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。可就在上海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外，他让特务下了黑手，一条命就这么断送在那里了。除此之外，1934年，办《申报》的史量才，就因为平时敢对当局提批评，结果在路上叫人把车拦下，开枪给害了。11月，吉鸿昌被暗杀没成功，随后被抓押到北平，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就地正法。 他临死前撂下十个字：“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。” 那几年的上海，民间直接管它叫“恐怖上海”。暗杀成了枪炮之外另一种威慑。对在城市里做秘密工作的人来说，一个门牌号、一个跑腿的出了岔子，后面一串人全得遭殃。 1938年，调查统计局又折腾着改了一回：原来那个第一处，被并到中央调查科那边去了，后来大家就管它叫中统。第二处呢，则扩编成了军统。局长的名头是挂在他身上，可实际说了算的并不是他，他也就是摆在那里撑撑门面的人。局里真拿主意、最后能一锤定音的，还是副手戴笠。 抗战一打起来，倒像是给他递了个特别顺手的时机。等把摊子挪到重庆，军统里头算核心的那批人就已经四万挂零了。再把外围的人、地方武装和一堆附属单位全弄进来，那局面铺得大得没边。 他管人靠单线联系，加上记性好得离谱，各地基层骨干基本都装在他脑子里。省里设工作站，大城市设工作区，沦陷区埋着人，苏区也被他钻进去过。他前前后后用过二十七化个名，外头还传，说算命先生讲他命里缺水，所以他起假名的时候总爱往“水”字上靠，像“金水”这个化名，就是这么来的。 论情报本事，军统把中统甩开一大截。说到这里，其他的不说：这么大的摊子，人事、钱、行动、技术全挂在一个人身上。他不光是局长，他是整张网的线头。 1943年，重庆成立了一个中美两边合办的特殊机构，名字就叫“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”。说白了，就是中美两边凑到一起搭起来的一个摊子。主事的是戴笠，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在他身边当副手、打配合，两个人一起把这个新机构运作起来。美国战略情报局，后来中央情报局的前身，派人过来教特工，课表上除了密码，还有爆破和暗杀。美国那边也伸了把手，帮着把忠义救国军操练起来，这支队伍就成了头一支按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部队。 这个合作所后来到底变成了啥样？去歌乐山那处老地方瞅一眼就明白了，抗战刚停，那里就彻底变了味，成了关人、上刑、下狠手的地方，说白了就是个集中营。说起来，叶挺当年也在这里被看押过。不光是叶挺，罗世文、车耀先、江竹筠几个人，最后也都把命留在了这个地方。 仗一打完，军统没了“抗战需要”这层挡箭牌，势力却大得让戴笠功高震主，蒋介石心里已经有疙瘩了。据说他死前一年状态很差，原因之一就是在跟共产党的较量里处处不顺。他还留过一句很出名的话：自己这条命到最后，要么栽在共产党那边，要么就让蒋介石给收拾了。 1946年3月17日，他搭专机从青岛赶去南京，谁料那天天气坏到了极点，飞机最后在南京城外失事摔了下去，他当场就遇难了，连后事都没来得及交代。后来军统局就被拆开重新组局，老蒋重新安排人手接管，并且还改了一个名字叫保密局。就这样，内部迅速散架，情报线索也乱了套。“提前十年”这个说法，就是从这里传开的。 仗打完，共产党早不是当年的模样，好几个领域已经占了上风。国民党在政治、宣传、特务各条线上都吃紧。更要命的是，真正决定胜负的那几张牌，跟戴笠